认识谢海云君，是在榕树下雀之巢的留言版上，因为她常发一些谜语、成语接龙，文字游戏等帖子逗大家开心。读她发的帖子，给我的印象是，此人的文字功底甚厚，说话风趣幽默，行文自然，不滑溜，且有质感，是我欣赏的一种文风；尤其是在网上跟网友的说话，让人有一种在大观园似的亲切。所以，一有时间，我就读她的帖子，与朋友们逗趣，日子过的也满开心的。但查她的文集，一篇文章也没有。心想，这么好的文笔怎么不写文章呢？
后来社团搞了一次《家书抵万金》的征文，她投了一篇名为《一粒麦子》的家书，是曾经写给上大学的女儿的，其文如行云流水，道理却浅显易懂，但再读却感到意味悠长。后来这篇文章获得社团征文一等奖。从此，我一直关注着她，直到《家有考生》部分章节在“二泉映月”社团发表出来，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说是接触，也不过是在网上通过电子邮件往来书信而已，并没有见过面。
我选择在网上读文，是赞成“文章高手在民间”这个的说法的，因为许多文章作者，都是从网络走向平面媒体的。再者，我读任何一个人文字有一个原则，总是渴望读到那种三闲一不闲的作者的文章，在我看来，只有他们，才使人读到文字的真味，比如《瓦尔登。。。

批评是最深刻的阅读

□申霞艳

　　记得伍尔夫文集中有两本批评集子名叫《普通读者》（I，II），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她在代序中引了《格雷传》中的一段话：“……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他们给予了普通读者以推崇。当我从两岁的孩子口中听到唐诗“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我对此断语深信不疑。从李白到两岁的孩子，中间有多少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父母？就是他们用口耳相传的形式把这首简洁的诗歌连同李白的名字种在了中华文化的中央。在某种意义上，读者的常识就是批评的摇篮。
　　文学不像其他商品，它不能够通过批发或批示到达你主观假想的故乡。在没有与读者相遇之前，它只是一堆死寂的文字，它奄奄一息，蒙尘垢面，执著而孤独地等待着一双双慧眼。文学只能凭神秘的缘分到达单个的心灵，文学的生命靠了这些孤独的读者去挽留、发现、激活、升华、流转、传承……

一

　　当下的批评，在绝大多数人那儿已经沦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特征密切相关。因为是职业，所以有高低之分。批评家也有了成功与不成功之分。。。

劳动部印发《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劳动法＞的意见》的通知

（劳部发〔１９９４〕３５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现将《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劳动法＞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劳动法》的意见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将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劳动法》以宪法为依据，以改革开放１５年来劳动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劳动关系的需要，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劳动法律。《劳动法》的颁布实施，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级劳动行政部门一定要着眼于党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扎扎实实地抓好《劳动法》。。。

尤凤伟：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谢有顺

1、失忆症的敌人

　　一九五七，这个巨大的时间烙印，正在成为中国人记忆链条上的复杂段落。尽管它是自由思想和知识分子命运在中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宵禁，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权利和批判品格的全面中断，是惊心动魄的，可不过是三十几年时间，漠视和遗忘便已成了它最重要的敌人。
　　谁都知道，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以及必要的前车之鉴。可遗忘在今天获得了比记忆更广泛的生长基础：一方面，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另一方面，一些右派中的幸存者也希望永远忘记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以免影响现在的平静生活；加上与这段历史有涉的执政者也鼓励这种忘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解除良心里的罪恶感和道德谴责)，渐渐地，一九五七恢复了它作为时间刻度的俗常意义，好像这一年什么也没有发生。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

天堂的哀歌
——苏童论

□谢有顺

之一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作家取什么名字会和这个人的写作有某种至关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先验的。这正像米歇尔·福科所说的，所谓"作家"只是一种文体或话语的功能的标识，他们和文本之间实际上是在冥冥中互相期待的；又如同博尔赫斯在他的《迷宫》一诗中所描述的，现在和未来，两个DOUBLE_QUOTAT ION博尔赫斯"在互相寻找，而命运就构成了这人生"迷宫"的通道，一个作家的名字同他的那些作品似乎也是在先验的存在里相追寻的。在这方面，苏童应该是一个例子。很少有人知道苏童原来叫童忠贵，很少有人会相信堂堂的作家苏童和一个叫着如此凡俗的名字的童忠贵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会想，如果这个人一直叫童忠贵，那他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是什么上品；但他一叫苏童就不一样了，便成了如有神助的妙手。苏童，这个名字将两个通灵的字符连在了一起，便大大地成就了他。苏，当然是姑苏的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童，自然是和童心、童年连在一起，这样苏童的小说先就占了天堂的典雅与优美，天堂的富丽与哀伤，也占了童心的通灵和纯净，童年的自由与追想，具备了他特有的既古典浪漫，又高贵。。。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
——余华论

□谢有顺

1、发现写作的难度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就在余华准备前往意大利领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头一天，他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王玮的访问。在这个访问里，余华着重谈了他的获奖作品《活着》，并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最后，王玮问道：“九六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之后，一直没见您有新的作品出版，这也是很多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华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您的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问世？”余华回答得干脆利落：“我想我的书必须在本世纪结束前问世，……我突然发现九十年代已写了三部长篇，而且这三部长篇全部是在九五年以前完成的，我感觉我拖拖拉拉的这部长篇一定要在明年结束以前完成，要不我觉得我整个九十年代的后半截全玩掉了。”(1)三年后，也就是二ΟО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大连一个有关长篇小说文体的会议上，有人在酒桌上再次就这个问题询问余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喝了点酒的余华有点含糊其词，没有说出我们预想中的答案。——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新的长篇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完成。而就在那一刻，我越发觉出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因为并非每个作家。。。

莫言：从檀香刑的梦中醒来


1、刽子手哲学

　　《檀香刑》(1)主要写了一个著名而阴郁的人物——赵甲，他是赵小甲的亲爹，眉娘的公爹，孙丙的亲家，也是袁世凯的座上宾，曾受过慈禧太后和皇帝的嘉奖，更重要的，“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2)但这个冷酷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初在他的家乡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连他的儿媳眉娘，也直到半年后才知道自己的公爹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大家都称他为赵姥姥。
　　以刽子手作为中心人物的小说以前有过，广泛意义上的刑罚主题在小说界也非常普遍。为什么《檀香刑》尤其令人侧目呢？是莫言比别人更精细、更冷静地写出了刑罚的全过程，还是因为莫言在小说中所作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探索？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也已经有许多人对此作了论述)，但我想，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莫言写出了刽子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可能有的内心风暴，或者说，莫言让我们看到了刽子手的灵魂，并建立起了一种我称之为“刽子手哲学”的文化。而在。。。

散文之工
——以梁衡为例

□谢有顺
　　
我曾经说过，散文，就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它无论抒情、写意、叙事、状物，还是沉思和漫游，“散”都应是它的基本神态。泰戈尔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此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散文像涨大的潮水，淹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可见，散文的写作应该是没有成规，没有“岸”来约束它的，它可以从容任意地挥洒。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散文的写作是没有边界的。比如一个“散”字，里面就大有文章，它虽有散漫之意，却也反对一盘散沙、松散拖沓的话语作风，用朱自清的表述，散文之散，当为潇洒自然的意思。
　　散漫中透着潇洒自然，应为散文写作的终极境界了。那些太紧张，太用力，或者造作空洞的文字，即便挂着散文的名义，终究是多余的笔墨，对散文的繁荣发展，并无助益。如果以散文作自恋状(这在当下散文界似乎也很盛行)，那就更让人无法忍受了：明明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秘事，还要强迫读者来共同欣赏，这只会使人失去对文字的敬畏。福克纳曾经很不客气地形容这种人：“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
　　这一切，已经把散文变成了一种可疑的文学门类。面对大量膨胀、疯狂繁殖的话。。。

散文之大
——以周涛为例

□谢有顺
　　
余秋雨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崇尚大文化散文的阶段。——如何像余秋雨那样，从历史活动中升华出一种较为开阔的散文精神来，一直是一些人在散文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有人跟在余秋雨的身后开始摸索，小有所成。但始作俑者余秋雨却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此之前中国散文的境况，就会知道，余秋雨在散文 的文体、气象和语言上的探索，确实为当代的散文写作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经验，也部分改变了当时那种腐朽、僵化、小气的散文路径。至少，在阅读的愉悦性上，余秋雨的散文是其他人所难以匹敌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对余秋雨的散文大加讨伐，其中一个重要罪证就是余氏散文过于煽情，并据此认为，他散文中的一些史实纰漏也是因为煽情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要追问的是，散文作为一种话语性的精神活动，难道只能遵循史实逻辑，而不能遵循情感逻辑？难道作家的笔触要处处都符合历史和理性的标准？我看不一定。毕竟，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立的价值，并常常超越于历史和理性之上，哪怕夸张一点也是常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历代的文学作品，恐怕没有几部是禁得。。。

散文之悟
——以贾平凹为例

□ 谢有顺

　　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是有不同类别的，有些人，一眼就让人洞穿了自己隐秘的写作身份，往往以一句“先锋派”或“传统派”就为可他盖棺论定了，可见他的文字中有着过深的某种烙印，而少有让人揣摩回旋的余地。这样的作家并非少数，他们是在一条路上把文字给写死了。与之相伴的写作意义也必然随之死去。因此，我更看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文字事实在文坛坚硬地存在着，你却很难给他归类，只知道，他们的写作努力，好像仅仅是为了制服自己躁动的灵魂，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不安；他们是在与写作的斗争中赋予了文字不息的美、力量和精神。我承认，自己的内心更靠近这种文学——现成的例子是写作了一系列《病隙碎笔》的史铁生。
　　贾平凹也属于这类作家。
　　在阅读他的文字之前，我已经听到了各种有关他的传闻，但《废都》、《高老庄》这样的作品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最令我讶异的是，贾平凹居然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将一些别人很难统一的悖论统一起来：他是被人公认的当代最具有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